杀猪盘用上了AI，骗局开始批量生产

在一个交友软件上聊了几天，对方始终回复及时，话题也越聊越熟，甚至愿意通一个视频通话。如果你遇到这种场景，肯定不会怀疑对方是AI。 这份报告中，一家位于中国的应用开发工作室运营了20多款交友应用，对外声称用户交流的对象都是真人，实际却在匹配列表中混入大量由Claude驱动的AI人设；真人兼职人员则负责视频通话等AI难以完成的环节。 在2026年4月的两周观察期内，Anthropic发现超过4700个AI人设与至少2.5万名不同用户交谈。应用里的匹配和聊天会消耗额度，用户需要购买代币继续使用。 当AI不仅能伪造一张脸、一段声音，还能低成本、长时间地维持一段足以让人付费的关系，杀猪盘也进入AI时代。过去依靠大量业务员熬夜陪聊的地下作坊，正在转向一套由模型、真人和收费机制接力运转的系统。 AI正在成为诈骗的工具。经济观察报援引公安部2026年9月通报显示，全国已侦破AI换脸类诈骗案件逾300起，涉案金额突破5亿元，单案最高达2000万元。 今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曾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一个案例。实施AI语音诈骗的主犯身处境外，从犯负责境内线下配合工作。从犯上门来到独居老人家中拨通电话，境外不法分子利用AI拟声技术模拟老人孙子的声音，利用隔辈亲情获取信任，先后骗取三名老人共计6万元。 诈骗分子不必让AI从头到尾完成一场骗局。一个换脸视频、一段合成的声音，或是一组用来引流的人物素材，只要出现在取得信任的关键时刻，就可能改变受害人的判断。 2025年，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案件中，一个犯罪团伙用AI生成美女视频引流，先包装人设，然后伪造病历和证件获取信任，短短一年间15名被害人累计被骗171万余元，最终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上海兰迪（广州）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杨珂介绍，很多不法分子利用AI批量生成帅气军官、富家千金、完美大叔、投资导师等虚拟人设，瞄准40‑70岁有积蓄、情感存在缺口的群体实施情感套利，当婚恋套路和投资诱导相互嵌套时，伤害会成倍放大，受害者会同时承受财产损失与情感打击。 诈骗分子绑定AI量化交易、智能选股、虚拟货币等热门概念，用AI数字人伪装分析师直播，诱导受害者下载后台数据可以人为篡改的仿冒APP。平台会伪造漂亮的盈利数据，部分团伙还会开放小额提现获取用户信任，等到受害者投入大额资金，便直接关闭提现通道实现非法占有。 深耕经济犯罪领域多年的律师刘宗信指出，这类诈骗里普遍存在的“沉没成本心理”，会带来二次收割。很多受害者已经投入一笔钱却无法提现，会自我催眠“再投一笔就能全部取出”，继而越陷越深。 诈骗分子借助语音克隆复刻亲属声纹，依靠AI换脸伪造熟人视频，编造车祸、被拘留急需用钱等紧急事由；或是冒充公职人员，谎称当事人涉嫌违法，再安排线下车手上门收取现金，线上欺骗和线下收款相互配合完成骗局。 还有一类，利用AI引流卖货，或者用AI生成虚拟销售人设，群聊内大量AI机器人充当“托儿”，制造抢购火爆的假象，最终诱导消费者以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市场价的价格完成购买。 “传统杀猪盘高度依赖人力，业务员精力有限，只能同时对接少量受害者；AI依靠算力实现批量养号、自动对话回复，诈骗边际成本几乎归零。”刘宗信律师分析道。 过去人工聊手打造的人设往往单薄，一旦需要视频通话就极易穿帮。而AI可以完成全感官伪造，除输出聊天话术，还能批量生成假病历、假身份证、假转账流水，形成一套能够互相印证的虚假证据链，复制成本极低。 AI还可以模拟真人打字的延迟效果，自主记忆对话细节、主动开启新话题，绝大多数前期情感铺垫工作，都可以脱离人工独立运行。 受害者画像也在发生明显变化。传统认知里杀猪盘主要瞄准贪图小利的老年人，如今受害者范围持续扩张。中老年依旧属于高危群体，但不少拥有一定文化水平、手握资产、存在情感或者投资需求的中青年，同样会落入圈套。 刘宗信律师结合办案经历谈到，还有一部分受害者，出于羞耻心理，或是参与了本身不受法律保护的虚拟货币交易，即便被骗也选择隐忍不报。他接触过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行为人取现的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元，但前来公安机关报案的受害人寥寥无几。这也意味着，真实受害规模要高于公安的报案统计数字。 地域层面，传统电信诈骗团伙多聚集在东南亚。AI弱化了地理条件的约束，美洲、非洲、中东多地都出现同类诈骗集团。诈骗软件、服务器大多部署境外，进一步加大国内侦查取证的难度。 两位律师向《豹变》一致表示，AI杀猪盘已经演变为一套高度模块化的黑灰产流水线，不同团伙分工协作，链条上的参与者，未必完整参与诈骗的全部流程。 整个链条始于技术工具供给。相关主体对外输出AI换脸、语音克隆、批量账号生成、自动聊天机器人等工具，为整套骗局提供技术底座，支撑音视频伪造、大批量账号运维。一个操作人员就可以同时管控上百个虚假账号，批量输出各式各样的虚拟人设。 紧随其后的是人设引流环节。运营团队借助AI批量制作虚假人设的短视频、朋友圈素材，在短视频、社交平台投放，筛选存在情感诉求、投资意愿的潜在受害者，再将目标从公开平台导流至私人聊天窗口。 第三个环节是AI叠加人工的话术实施。AI生成成套话术包，承担九成左右的日常情感铺垫聊天；铺垫完成、临近大额转账的收割节点时，切换人工聊手上场完成关键劝说。 资金洗钱是链条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大量案件中，不法分子优先选择虚拟货币洗白赃款，通过冷热钱包反复切换、多轮混币操作，不断混淆资金追踪路径。 链条的末端是境外资产转移。洗白后的赃款被转移出境；部分国内涉案人员，会选择在案发前出境、移民，以此规避国内司法管辖。 模块化分工，也带来复杂的法律定性难题。对于链条不同位置的参与者，司法实践以行为人的主观认知程度作为核心判断标尺。 杨珂律师解释，司法实践中，同一AI诈骗链条中提供工具、技术、服务等帮助的上下游环节人员，因“主观明知程度”不同，可能会导向量刑悬殊的不同罪名。如果相关人员具体明知帮助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事先通谋或者形成较为稳定配合关系的，一般以诈骗罪共犯论处，对应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 如果相关人员仅仅是概括性认识到帮助他人实施了网络犯罪活动，但不清楚犯罪细节、参与程度不深、合作临时偶发、不参与分成、仅提供通用型技术，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应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 杨珂律师还提及，因上下游环节人员“行为类型”的不同，还可能涉嫌其他犯罪，如伪造身份证件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甚至是洗钱罪。 需要厘清的是，虽然AI诈骗恶性事件频发，但AI仅被评价为犯罪手段或工具，而非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法定从重量刑情节。诈骗罪裁判依旧以涉案金额作为核心量刑依据，不会仅仅因为作案工具是人工智能，就直接加重刑罚。 货品本身合法，形式上具备交易合同与实物交付，外观和普通民事买卖高度接近。杨珂律师提出实务中的判断逻辑：首先比对货品进货成本、加工成本与实际售价，看售价和商品真实市场价值是否存在巨大悬殊；其次考察行为人的主观目的，结合消费纠纷发生后商家是否愿意积极退款弥补损失，辅助判断非法占有目的是否成立。 “正常市场经营允许合理利润浮动，但成本畸低的商品，以千百倍乃至万倍价格售卖，虚构功效、品质或用途等，同时搭配大量AI‘托儿’虚构抢购氛围，往往伴随较高的诈骗犯罪风险。” AI深度伪造，也彻底改变了侦查取证的工作逻辑。传统电信网络诈骗，侦查重点是固定聊天记录、通话录音、银行流水等客观留存材料。而AI杀猪盘案件中，音视频、截图、文档都存在深度伪造的可能性，侦查重心从“固定记录证据”转向“鉴别证据真伪”。 近年针对图像、音频等领域的合成鉴伪检测不断有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出台，但标准体系覆盖存在结构性不均衡，且不同机构、人员贯标和能力验证参与情况参差。更深层的问题是，检测技术所依赖的底层取证假设，在生成技术迭代中被逐步侵蚀。这意味着，即便程序合规、资质齐备，鉴定意见的技术可靠性本身仍面临系统性挑战。 在技术供给端，大模型企业成了风险防控的“源头责任人”。目前，国内还没有出台十分细化、可落地执行的AI行业合规指引，现有制度更多偏向市场准入层面。这一环节更多依靠企业聘请专门的合规人员，避免自己陷入相关的刑事案件的风险。 杨珂律师表示，法律天然带有滞后属性，AI犯罪手法迭代速度很快，立法与行业规范很难提前预判全部新型犯罪手段。因此，AI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企业保持技术中立、主动隔离风险具有现实必要性，但“技术中立”并非免责理由，实践中义务边界通常以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为标尺，要求企业对可低成本识别的异常调用承担监测预警义务，落实内容生成安全管控义务。 “不少诈骗分子会诱导受害者卸载国家反诈中心APP，以顺利完成诈骗活动，这本身就是高风险信号。”杨珂律师建议，不要卸载国家反诈中心APP、提高自身警惕性。面对网络视频通话，如果对方身份存疑，可以要求对方完成摸耳朵、转头等复杂动作，或是提问只有双方知晓的共同过往，以此核验身份真伪。同时摒弃投机幻想，凡是网络上宣称稳赚不赔、保本高额回报、手握内幕消息的投资话术，都要保持高度警惕。 杨珂律师特别提醒，如果骗子诱导使用阅后即焚类软件，需要第一时间固定软件内部全部内容，不要删除、修改原始记录。整理材料之后尽快前往当地派出所报案，也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APP提交案件线索。 3.固定能够反应被诈骗钱款过程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支付记录等原始载体，如被诱骗使用阅后即焚类软件，需要第一时间固定软件内容，不要删除、修改原始记录； 两位律师均提醒，刑事案件当中赃款追回主要依靠司法机关追缴、责令退赔。网络上宣称可以通过黑客、私人客服帮你追回被骗钱款的人员，几乎全部属于二次诈骗，追赃挽损唯一正规渠道就是公安机关刑事办案流程。 AI本身属于中性技术，它并不制造罪恶，但技术门槛的快速下沉，让过去需要大量人力完成的骗局，可以依靠算力低成本批量复制。技术迭代不会停下脚步，与之匹配的治理、识别、维权能力，也需要持续跟上技术发展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