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如何克服“两种文化”之分

1959年，英国科学家、小说家C.P.斯诺提出“两种文化”的概念，即存在科学文化与社会文化，后者也时常被称为文学文化、哲学文化或是人文文化。当代人已然接受这一区分，并由此衍生出许多刻板印象。“两种文化”背后暗藏着现代的学科建制、相应的价值体系，以及资源分配等问题。那么，如此划分是否具备合法性？将国家、社会、机构的资源倾向“科学文化”，是否代表了一种霸权？进入AI时代，算法和理性似乎更有一骑绝尘之势，这越发让人担心其会否主导整个人类社会。理查德·E.李和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编著的《克服两种文化：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科学与人文之争》一书对这一区分作出的历史梳理，或许能让我们从来时路看到前方。 《克服两种文化：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科学与人文之争》,[美]理查德·E.李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 编,余小茅 唐 静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两种文化”并不是“空降”现代世界的事物，而是在中世纪就已然萌蘖。12至13世纪的一个核心争论即是否要用“理性”解读《圣经》。“理性”与“人文”之分，初见端倪。但这一区分并未直接带来“科学文化”的主导地位，直到“自然哲学”的出现才改变。自然哲学激进地提出了一种构想世界的新方式：在上帝之外，要求独立地研究“自然”这本书。在赫尔墨斯革命之后，产生了以培根与笛卡尔为代表的机械主义认识论，并带来了牛顿主义的经典科学体系——主张用物质、力和时空建构绝对可观测的宇宙。 与机械系统相对，热力学系统是另一个重要的科学系统，而围绕能量守恒定律，产生了“功利主义”的社会模型。至此，科学模型不仅渗透进社会制度，连军事、工业与大学建制等都与之发生了足够的“化学反应”。在二战背景下，政府开始投资核物理，标志着“大科学”的最终诞生。 科学文化逐渐兴起之后，一种常见的关于“两种文化”的观念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位于文化的两端，一端客观且规律分明，一端承载价值且混乱。由于反对启蒙以来科学方法对价值领域的入侵，宗教人士、浪漫主义者、反理性主义者、反科学者逐渐自发地形成一个整体，这个宽泛的论域就是人文学科。另外，大学或机构越来越制度化与专业化，国家由于军事竞争、工业发展等需要，令资金与人才流向自然科学，进一步加剧了学科对立。随着历史发展，国家逐渐意识到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作为民族团结的工具，用于防止阶级冲突——但这只是更明确地区分开了两种学科不同的社会功用。 复杂性研究即对“科学方法”的考察，它是对牛顿式世界观的反动，反对线性的研究模型，强调偶然性、语境依赖、多重重叠的时空框架，其典型表现为突变模型和混沌研究。复杂性研究作为对科学的内部批评，正推动着科学朝着更加历史的、社会的科学这一方向发展。 20世纪上半叶，对“科学是如何生产的”这一问题的考察，形成了三种新型学科——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它们都以“科学生产”为知识对象，对科学进行元勘。科学元勘强调知识的二元性、集体性、地方偶然性，注重跨学科的建构问题，以及政治、修辞和权力关系等。 尽管“科学元勘者”将科学的“相对性”剖析得淋漓尽致，可是“科学家”群体却并不买单，科学家始终坚信自身的工作绝不只是一种“文化”，而是代表了客观与真理。 除了对“科学文化”的直接挑战，19世纪以来还出现了“社会科学”等新兴学科，构成了对“科学文化”的间接挑战。20世纪又迎来了对各种新兴研究对象的系统思考，如“大众”“女性”“种族”“生态环境”。它们深嵌于历史的具体语境，考察了“边缘对象”的形成和以科学文化为主导的价值观之关联。 现在，人类正处在AI时代。如前所述，在启蒙时代，“自然”被还原为以“力、质量、速度”为关键词的机械系统，这是经典的传统科学体系。与之同等重要的另一支经典科学体系是能量守恒定律，其将“价值”还原为“做功、效率、能量”。历史已然告诉我们，科学文化从来不是一座毫不影响人文文化的孤岛。经典科学体系已经向我们证明：它有权改写对“自然”的定义，重估“价值”的标准。而在这个新时代，AI作为“技术工具”，已完成了一次重大跃迁：成功侵入“自然语言”，并用“算法”重新定义了“语言”这个原本独属人类的理解世界的媒介。 如果说“两种文化”在20世纪表现为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隔阂，那么在AI时代，这一裂痕以一种更为隐蔽且技术化的方式延续着：一边是AI从业者，另一边则是试图理解AI的哲学家与元勘者。双方在各自的领域内“充作聋翁”，形成了一种新的“沉默的冷战”。其后果是深远的：一方面，AI系统的“黑箱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越来越难以说清它“到底在做什么”；另一方面，缺乏哲学反思的技术发展，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重塑社会的价值体系，却无人对此负责。 面对“两种文化”的分裂及其在AI时代的最新形态，我们或许需要一套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中提出的“三种认识兴趣”理论，或许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的知识建构并非纯粹客观的过程，而是根植于三种先验的“认识兴趣”之中。其一是技术的认识兴趣，它指向对自然世界的控制与预测，是经验-分析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的知识基础；其二是实践的认识兴趣，它追求主体间的理解与沟通，是历史-解释学科学（如文学、历史学、法学）的知识根基；其三是解放的认识兴趣，它旨在从意识形态、权力结构与非反思的传统中实现自我解放，是批判性社会科学（如马克思传统、精神分析、批判理论）的核心动力。 从这一视角出发，斯诺所谓的“两种文化”分裂，本质上可以被理解为“技术兴趣”与“实践兴趣”在制度层面的分离。科学文化被窄化为“技术兴趣”，人文学科则退守“实践兴趣”，而真正的“解放兴趣”——那种能够同时理解技术逻辑、诠释意义并批判权力结构的知识形态——却被边缘化甚至遗忘。在AI时代，这一格局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技术兴趣”被推向了极致：自然被还原为数据，社会行为被量化为特征，甚至连“语言”本身——人类引以为傲的理解世界的媒介——也被向量化、算法化。在这一过程中，“实践兴趣”所赖以运作的意义世界被不断挤压，“解放兴趣”的批判功能则几乎无处容身。 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所呼唤的“新的科学元勘者”，正是哈贝马斯意义上的“解放兴趣”在AI时代的具体化身。他们的使命不是反对技术，而是理解技术如何被建构、意义如何被生产、权力如何通过算法运作，并在此基础上为人类在算法时代争取一种更具反思性与自主性的生存方式。